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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:作者: 李國修╱口述 黃致凱╱整理 | 中時電子報 《更多相關活動》
中國時報【李國修╱口述 黃致凱╱整理】
我在耕莘實驗劇團受過的訓練,都在《荷珠新配》的舞台上獲得實踐。我甚至還可以控制台下觀眾笑聲的長度,讓觀眾笑十秒就笑十秒,因為我已摸索出吸引觀眾焦點的訣竅,知道要怎麼鋪敘才能讓觀眾一層又一層地掉進喜劇的情境裡。
蘭陵的野獸訓練
1980年的某一天,郭志傑告訴我耕莘實驗劇團(蘭陵劇坊的前身)正在招考演員,他還認識主考官金士傑,於是我和李天柱後來就一起去陪考了。郭志傑考完之後,金士傑說:「你們兩個也試一下吧!」結果,應考的郭志傑沒有上,反倒是我們兩個陪考的上了。
進入耕莘之後,金士傑邀請我們一起參加表演訓練。我聽到這個邀請當下可說是心跳加快、忐忑不安,因為那對我來說是件陌生的事──我從來不知道,原來在進排練場之前要作表演練習。
就在金士傑的帶領之下,我們做了動物觀察、人物觀察,以及聲音和肢體、想像力的引導等種種訓練,我只能用「喜出望外」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。這一切對 我來說是如此地新鮮,如此地震撼。封閉A型的李國修,被迫開放,打開身心,來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。在這裡,我們試圖讓自己歸零,把過去自以為是的表演方 式,被制約的表演思維,通通拋棄。
年輕時,害羞靦腆的我,還不太擅長在人群表現自己,因此在課堂上總是有綁手綁腳的感覺。後來在一堂叫做「Sound and Movement」的表演課之後,我更開始嚴重地自我懷疑。那個表演練習的訴求是「聲音與肢體的整合」:所有人圍成一圈,其中一個學員全身放鬆,站在場 中,從中性的、靜止的身體狀態,無中生有,發展出一組如野獸般的、原始的、不規律的、不和諧的聲音和肢體,然後走到另一個學員面前,讓他學習模仿。當兩人 動作和聲音幾近相似之後,便互換位置,走到場中的學員再慢慢轉折成為另外一組完全不同的聲音和動作,也就是從一頭野獸,變成另外一頭野獸,學員必須控制自 己的聲音和肢體,使中間的轉變的過程是漸進的。我坐在排練場的角落,不安地看著別的學員做這個練習,後來我看傻了──當時在場上的是劉靜敏(現改名劉若 瑀),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劇團公認的大美女,變成了一個瘋婆子──我當下心裡有兩個巨大的衝擊:第一,為什麼她可以如此地揮灑,不受拘束地展現自己的聲音 和肢體?第二,如果她是我老婆那該怎麼辦?我可以同時接受她的美麗容貌和野獸般的狀態嗎?
這一天回家之後,我輾轉難眠。這些莫名其妙的練習,讓我開始恐懼、畏縮,我不知道這些練習到底對我的表演會有什麼幫助?二來,在這裡的訓練跟過往話 劇社和業餘劇團有個很大的不同,就是沒有劇本,我們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演出,訓練的結果到底是什麼?當時失業的我,很認真地問自己:我有必要繼續在這裡花費 時間嗎?
我最後決定留下來了。我心想這些練習或許只是階段性的,總不可能作十年的練習吧?!如果這樣的訓練要持續兩年,那我就跟你耗到底了。我心想如果不待 到最後,我就永遠無法窺見全貌,而之前的參與也全部付諸流水了。於是,隔天我咬著牙,硬著頭皮又走進了排練場。果不其然,接下來的練習不負所望,越來越精 采。後來吳靜吉博士的加入,帶來心理劇場的概念,更將表演訓練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。
《荷珠新配》一炮而紅
經過了多元的訓練,金士傑帶領耕莘實驗劇團為主的成員改組成「蘭陵劇坊」,並開始發表作品,而其中最重要作品之一就是《荷珠新配》。
《荷珠新配》當年在劇場界可說是異軍突起,因為觀眾從來沒有看一齣這麼爆笑的話劇,他們的笑聲幾乎要把整個南海路藝術館的屋頂給掀翻了。我想這跟當 時壓抑的政治氛圍有關係,觀眾透過了這種前所未見的喜劇形式,在情緒上得到了抒發。這齣戲在三年內全台巡演三十三場,場場反應熱烈。《荷珠新配》的特點之 一就是「主角是丑角」,而飾演主角趙旺的我,就靠著靈活的肢體和聲音,獲得觀眾的喜愛,可說是在蘭陵的舞台上一炮而紅,開始嶄露頭角,成為劇場界令人期待 的後起之秀。那時很多人還傳聞「那個肢體靈活的李國修是復興劇校畢業的科班生」。
我在耕莘實驗劇團受過的訓練,都在《荷珠新配》的舞台上獲得實踐。我在台上的表演可說是悠遊自在,不僅可以因劇情的需要,表現出富有創意的肢體語 言,我甚至還可以控制台下觀眾笑聲的長度,我想讓觀眾笑十秒就笑十秒,因為我已摸索出吸引觀眾焦點的訣竅,我知道要怎麼鋪敘才能讓觀眾一層又一層地掉進喜 劇的情境裡。
被擠完的空牙膏
在耕莘和蘭陵獲得的啟發讓我在表演上脫胎換骨。不久後,我就帶著豐富的舞台經驗進入電視台演出短篇喜劇。很多人以為喜劇很容易,其實不然,尤其是短 劇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裡,壓縮角色的情感,快速地做出情緒轉換,若沒有相當的演出經驗,勢必經不起考驗。我就靠著劇場磨練出來的創意和想像力,在張小燕帶 領的電視節目《綜藝100》中,成為短劇演出的要角,並參與編劇,在當時保守傳統的民風中,開創嶄新的喜劇風格,大放異彩,成為家喻戶曉的喜劇明星。
這樣的光景維持了幾年,後來我發現電視台凡事講求速成的環境,只是一直在壓榨我的腦力,沒有讓我產生新的思維。我就像是一支「被擠完的空牙膏」,我 自覺再也擠不出創意,只能等著被丟棄──我決定離開電視台,離開這個可以讓我日進斗金的環境。1986年一月,三十而立的我,決定帶著一筆小積蓄,拿著兩 個大行李箱,獨自一人坐飛機遠離台灣,到了紐約的百老匯和日本東京的劇場遊學。
將近半年的時間,我在大、中、小各種劇場看了舞台劇、音樂劇、肢體劇場、現代舞蹈、傳統的歌舞伎等百場的演出。我的視野大開,彷彿獲得新生,我被他們劇場的蓬勃發展,以及表演藝術工作者的高度熱情感動。回到台灣後,我幾經沉澱,在1986年十月六日,創立了屏風表演班。
成立屏風,專心創作
在屏風創團的前兩年,我只編導,不演出。因為我過去累積了相當的表演經驗,我想要換個位置,暫時脫離表演,專心來面對創作,在小劇場裡練編劇和導演的基本功。
在這段時間,我不時帶領團員操作了一些表演訓練。這套源自耕莘和蘭陵時期所受的表演訓練,屬於實驗性質,算不上表演主流。關於表演主流的寫實主義, 我只能靠自己摸索,但偏重劇場實務的我,也不太主動去做理論性、知識性的閱讀,一直到遇見王月,這份機緣使我對表演有了另一層認知。
王月是國立藝術學院(現台北藝術大學)第二屆的學生,在學校受過系統化的表演教育。因此我透過她接觸到了源自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「方法演技」及其他 派別的表演理論。在屏風草創階段,我一直在思索戲劇與生活之間的關係,這些表演理論恰好讓我得以反芻和對照過去的表演經驗,而王月剛好就成為我的劇場小字 典。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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