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岸史話－尋訪文革時期老作家

1977年，作家李黎因為尋根之旅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，從那年起，她像跟時間賽跑一樣，趕著求見尚在世間的老作家。當時距離文革結束還不久， 資深的文人幾乎全是浩劫的倖存者，一同度過悲欣交集的80年代。李黎的《半生書緣》為那些人，那些曲折與動盪的年代，留下了文學典範的註記。本書為INK 印刻出版，本版特予摘錄。

    　
解放前，1930年代，有個別的人寫得很深，那也是自己有生活經驗，而不是為表現小說而寫，就比較好。解放後有些人為寫作而去「經驗」，就差多了。

    　
頭一回聽人提到他的名字是在台灣，那時我還很小。「矛盾？多有趣的名字。」我心想。一個有趣的名字，對我不帶有任何意義的，他的作品我也讀不到的，就這樣掠過去了，像另一個時間和空間裡的傳奇。

    　
長大後這個名字漸漸聽得多了，但還是覺得極其遙遠，像一場過去的繁華，我想是再也趕不上了。

    　
憋一股氣非寫不可

    　
然而永恆的作品是不會過去的。10年前一到美國就讀到他的作品了，還記得那是一本很舊的《茅盾文集》，1948年上海春明書店出版的。

    　
至今我也不會忘記，深夜在宿舍的斗室中是怎樣激動得不能成眠的心情。那樣巨大而深沉的苦難和力量，在一本薄薄的書冊中竟似排山倒海般地震撼人。即使是那篇有自傳性的、帶一絲淡淡哀愁的〈列那和吉地〉，也使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流淚。

    　
就這樣，他也成了一個帶引我走上一條新的心路的人。在我出生之前，他就早已寫成了那些作品，經過幾十年歲月，幾萬里空間，他完全不知道的，一個中國遊子，在地球的另一面，被他的筆震撼得無以復加……。

    　
然而當我面對著他本人時，卻不知道該怎樣告訴他這一切。我什麼也沒說。因為會有千千萬萬的人可以告訴他相似的感受。他會了解的。我竟只能 訥訥地向他致謝，謝謝他為我的書名題的字。他微笑著聽我念那段在書的後記中向他致意的話。我有更多更多的話，卻不知道怎樣說了。而他還是那樣謙和地微笑 著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過一陣閉一閉。

    　
他講話有些困難，說一段就得停下來喘氣。他的浙江官話也不容易聽懂。好些個別的字句，得要請同去的他的老友范用先生為我「翻譯」。

    　
我聽他談他自己，他的臉上時時帶一點溫和飄忽的微笑。他說自己當年走上文學的道路是為了生活，「也是由『賣文』開始的。」

    　
接著就談他的《子夜》。他說本來是想把當時動盪的中國各個層面都寫出來，所以本來也要寫部隊的；那時汪、馮、閻在京浦路大戰，桂系的張發 奎也在武漢、長沙一帶與蔣軍打，而紅軍在九江出入……要是把這些連繫起來寫，可以說是動盪中國的一頁。本來他1927年是有機會親身體驗的，結果沒有去成 九江，因而那一段也沒寫。

    　
他敘述了一大段當時從武漢下九江的事蹟，人時地倒是清清楚楚，可以想見是他的回憶錄的一段。

    　
范先生提到他從1940年代就開始介紹、提攜年輕作家和新作品，甚至推薦新作家還未發表的作品。他還是微微笑道：「解放後坐辦公桌，身體也差，沒有時間精力深入生活，只好介紹別人的作品了。」

    　
我趁勢問他1949年後創作作品何以顯著地減少。他表示後來作了很多推薦新人新作品的工作。現在則在寫回憶錄。

    　
我請他比較1949年前與1949年後的青年人的作品。他說：「解放前，1930年代，有個別的人寫得很深，那也是自己有生活經驗，而不 是為表現小說而寫，就比較好。解放後有些人為寫作而去『經驗』，就差多了──指定個題目，到什麼地方去住一段時候……這樣的『生活經驗』是不行的。」

    　
我問他：對於近來一個富有爭論性的說法「解放後30年的文學作品不如解放前30年」，有什麼看法？他很快地、毫不遲疑地答道：「建國以來 的30年是比較差。還未建國時，解放區有幾個人的作品還是很不錯的。有些體裁不同的，如《王貴與李香香》，阮章競的《漳河水》等等。建國以來是差了。…… 我們那時是憋了一股氣，非寫不可；在那樣的環境下能寫出好的東西。……」他感嘆地加了一句：「加上文革10年──」

    　
致力青年文學啟蒙

    　
我仍然對他感嘆沒有能夠繼續讀到他的小說創作是一大遺憾，但也向他表示敬意：以這樣的大作家，一直認真地對青年人作文學上的啟蒙工作，是 難能可貴的。他提到，「我當時覺得，既要研究歐洲文學，就從最初的希臘史詩、悲劇著手，到中世紀文學──如但丁的《神曲》等──一路下來。還有一本《騎士 文學ABC》。這些也需要再版。」他說，「年輕人需要知識啊。」

    　
他話說得多了，顯得很吃力，不時把頭仰靠到椅背上，微微閉上眼喘氣。看他這樣辛苦，雖然還想跟他多談談，卻實在不忍心再多留。與他拍了幾張照片之後，便向他告辭。

    　
握著他的手道「再見」時，心裡真是想著下回還要再來看他，再談沒談完的話。看著他又睜得大大的微笑的眼睛，我以為這一定是可能的。然而，這就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見他了。（寫於1981年4月，茅盾先生逝世3周後）（待續）